于京东︱地图上的“绝对主义”——画像、空间与政治权力的再生产
尼古拉斯·安德烈·蒙西奥 路易十六对拉伯鲁兹做出指示 1817 布面油画 178×231cm 法国凡尔赛宫历史博物馆藏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1年第8期，责任编辑吴青青，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17—18世纪，兴起于西欧的绝对主义充分利用绘画、装饰、制图等媒介技术，以“主权”概念为核心，围绕“王之两体”的政治身体隐喻，构建了一套视觉化的政治象征体系。其中，君权神授的图像化、国家理性的人格化、领土空间的科学化，均统一于“国王机制”的运作及其表象性的生产，而绝对王权是众多地图、地图集以及相关视觉艺术的创作母题。地图不仅是一般意义上国家治理与管辖的工具，而且重塑了土地、空间与权力之间的领土性话语，由此构成近代国家政治合法性的一部分。
17世纪后，法国王室成为欧洲地图行业最主要的资助者。起初，除了命人搜集和汇编市面图册，以充实皇家典藏，政府也会用特许专营的方式鼓励新地图的绘制，一些大的地图商因此被授予“国王地理学家”的头衔。后来，专业制图机构（如皇家科学院、战争部等）出现，它们采用新兴的天文及地理观测方法，将制图同王国的统治事业融为一体。这一系列的新举措呼应着成长中的绝对主义权力，知识与技术的标准也逐渐向行政、法律、管理的维度倾斜，预示着行政型国家的到来[1]。
与此同时，这种媒介技术的创新也带来了新的文明形态。基于地理空间的信息编码、符号运用和图像创作，不仅形成了一种空间的“全景敞视”[2]，而且构建了视觉上的新标准，改变了人们关于国家与世界的想象图式（schema）。由此，绝对主义时代的地图绘制超越操作层面的治理手段，上升为政治合法性的一部分，融入埃利亚斯所谓的“国王机制”（Royal Mechanism）之中[3]，这种垄断（或独占）机制作为近代国家的早期形态，在“主权”概念的基础上，结束了中世纪以来异质性的空间状态与权力架构，形塑了此后领土型国家单元与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
国内外学者一度热衷梳理绝对主义的思想或制度遗产，很少考察王国地图这类视觉物的政治功能[4]。不过在探究王权文化的康托洛维茨等人看来，制度和权力结构只是绝对主义狭义上的“代表”，符号、仪式、象征物等同样能构成绝对王权的“表象”[5]，两者在英文中都是representation，且“表象”更符合芭芭拉·斯托尔贝格-里兰热（Barbara Stollberg-Rilinger）所提倡的文化主义研究，近代国家的地图及制图实践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折射了绝对主义的某些核心价值理念。换言之，地图跟同时期的绘画、建筑、雕塑等艺术创作一样，反映了政治社会中的权力话语，它不仅内嵌于信息-图像所形成的知识体系，还深入到表象性的“仪式空间”（espace cérémonial）[6]。沿着这一思路，彼得·伯克（Peter Burke）、路易·马兰（Louis Marin）等人虽有过关于绝对主义的图像研究，但没有关注地图这类媒介形式，对相关的空间、领土与国家形象也缺乏深入考察[7]。因此，本文以17—18世纪的法兰西王国为例，着力探讨绝对主义以地图为媒介所呈现出的政治表象与权力美学。
一、主权者的象征
19世纪末，意大利画家切萨雷·奥古斯都·德蒂（Cesare Augusto Detti）创作了一幅著名的油画：在一间装饰华丽的大厅内，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坐在王位上，悠闲地同几位女士嬉戏，他脚下是一块绘有法国地图的地毯（图1）。图中，法兰西的国土轮廓被放大比例，占据主要画面，周围是蓝色海洋，仅在边缘部分能看到意大利的局部。受19世纪初吟游诗风格的影响，德蒂很擅长运用光滑的笔触与柔和的色彩，结合特定的符号与象征物来塑造绝对主义时代的历史场景。尽管其题材偏于轶事，但也常常反映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普遍现象。旧制度时期，法国的疆界在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大抵确定（1768年科西嘉岛并入），画家用“国王立足于版图之上”来直观表明这一点，同时彰显君主在领土上的掌控欲望，隐喻着权力与空间之间的内在关联。
图1 切萨雷·奥古斯都·德蒂 路易十五在王座厅 19世纪末 布面油画 64.1×80.6cm 私人藏品
这是西欧绝对主义在成长初期便孕育的一类表象传统。在波旁王朝的开创者亨利四世幼年的一幅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到地图和指南针等元素的运用，象征了这位主权者及其统治下的国度（图2）。马尔库斯·盖拉特（Marcus Gheeraerts）在给伊丽莎白女王画的肖像画中，将女王的身体置于一幅英格兰的地图上（图3），即萨克斯顿（Christoper Saxton）画的《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图》（Map of England and Wales）。画中，女王的身形轮廓被放大比例，占据着主要画面，遮挡了右上方的雷云闪电，寓意她保护和统治脚下的王国。可以看出，16世纪后期兴起的绝对主义并非仅仅依靠文字或实践来自我定义，也综合运用政治寓意画等图像媒介来增强其合法性[8]。
图2 佚名 亨利四世幼年像 1558 布面油画 140×88cm 法国波城国家博物馆藏
图3 马尔库斯·盖拉特 迪奇利的伊丽莎白一世像 1592 布面油画 241.3×152.4cm 英国国家肖像艺术馆藏
地图是这种权力视觉化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类表现形式。新兴的王权为了应对教会、帝国与封建残余的阻碍，致力于在领土空间上缔造一种宗教和世俗的统一性。宗教战争中的一份文献记载着：“作为我们共同祖国的法兰西王国，包括所有领主和等级在内。”[9]其中，国王是“大领主”（un grand seigneur），拥有独立于教廷的“神授权力”（royauté sacrée）[10]，在世俗领域的地位也高于皇帝。在1576年的《共和六论》中，博丹援引罗马皇帝的“最高命令权”（majestas），提出了“主权”（souveraineté）概念，并且论证国王是其所有者，拥有统治空间内的绝对、最高与永久性的权力[11]。
现实生活中，主权者形象的塑造不仅依靠上述理念性的论证，还借助于各类政治“表象”[12]。这可以从两个维度去理解。一是在能指上，王室会借助不同的象征物，营造神秘、至高与不可亵渎的“神圣人格”[13]，肖像中的权杖和地图、戏剧中的面具和服装、宫殿里的壁画和雕塑等等，都是这种神圣叙事的一部分。二是在所指上，文字书写是为了“使人看见”（faire voir），而图像表达的目的是“向人讲述”（faire raconter）[14]，因而，从事地图绘制的桑松与编纂王朝历史的拉辛一样，都是宫廷的御用文人，在科学或艺术的主题中描绘“崇高、神秘、受人尊崇的国王形象”[15]。
国王加冕时，通常会有一个立有十字架的宝球（Orbe/globus cruciger），代表权力对世俗和精神空间的掌控。在中世纪时，球上通常有T-O结构的图形，这是一种宗教视域下的“世界地图”（mappa mundi）[16]，同时反映了源自教会的“政治身体”（body politic）理念，到了近代早期，世俗君主沿袭了这一理念[17]。所以，宝球常常在王室肖像画中出场，象征着国王的两个面相，或者用康托洛维茨的话说，两个身体。一个是国王的肉身，国王通常一手执剑，一手托着宝球，球上绘有T-O地图的轮廓，引申为神圣人格[18]；另一个是世俗领域的王国，即管辖意义上的“法理人格”，在这个维度上，宝球逐渐脱离了普世色彩，愈加强调法兰西民族的特殊性，因而会附有波旁王室的百合花图案[19]。
在神圣人格的塑造中，图像的作用不是展现事实，而是激发想象。在相当一部分王室肖像画中，地图或地球仪的出场大多遵循着宗教或艺术上的手法，在理念或象征层面代表王权。比如1639年的一组题为《分裂于亨利三世而统一于亨利四世的法兰西》（La France deschirée sous Henri III et restaurée sous Henri IV）的版画，反映了宗教战争前后法国由乱到治的过程。五幅画的主题都围绕着一个写有“高卢”（GALLIA）字样的球体，上面有代表法兰西的隐约的地图轮廓（图4）。在歌颂国王的丰功伟绩时，地图往往喻示着开疆拓土。在18世纪路易-米歇尔·范洛（Louis-Michel van Loo）为路易十五所创作的一系列肖像画中，有一幅的背景就是六边形的版图轮廓（图5），尽管缺少细节，但依然能让人联想到这位主权者在领土方面的贡献。
图4 皮耶特·诺尔佩 分裂于亨利三世而统一于亨利四世的法兰西（其一） 1639 蚀刻版画（黑白） 约36.9×24.6cm 法国国家图书馆图像部埃南藏
图5 路易-米歇尔·范洛 路易十五全身像 1763 布面油画 250×170cm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藏
旧制度时期，年画（almanach）通常以版画的形式再现王国的重大事件，在战争年份则会配上各种地图。1672年的年画主题就是《战胜荷兰的法兰西》（La France triomphante en Holande），画中的路易十四身骑战马，身后是一幅《新征服的荷兰城市地图》（Le Tableau des villes conquises sur les Holandois）。在路易十四的脚下，傲慢的狮子在赫拉克勒斯与波塞冬的威慑下意欲自杀，寓意法国的水陆力量彻底摧毁了荷兰（图6）。在凡尔赛宫，夏尔勒·勒布朗（Charles Le Brun）创作了一幅相同主题的油画，即《国王下令同时进攻荷兰的四座要塞》（Le roi donne ses ordres pour attaquer en même temps quatre des plus fortes places de la Hollande），在一幅由智慧和荣耀两女神高举的巨大荷兰地图下，国王与幕僚正在商议，地上摊开着韦塞尔（Wesel）、梅尔布施（Büderich）、奥索伊（Orsoy）和林姆堡（Rimberg）的地图，这是当时正被攻克的四座要塞（图7）。在上述作品中，地图并未准确再现地理疆域或现实空间，而是聚焦在对国王的刻画上，歌颂其文治武功。所以在1668年亨利·泰斯泰兰（Henri Testelin）为皇家艺术与雕塑学院大厅所绘制的那幅《艺术的庇护者路易十四》（Louis XIV, protecteur des arts）中，我们同样能看到地图和地球仪这两件装饰物（图8）。
图6 尼古拉斯·德·拉梅辛 战胜荷兰的法兰西 1673 蚀刻版画（黑白红） 约88×54.5cm 法国国家图书馆图像部埃南藏
图7 夏尔勒·勒布朗 国王下令同时进攻荷兰的四座要塞 1678—1679 布面油画 约390×290cm 法国凡尔赛宫历史博物馆藏
图8 亨利·泰斯泰兰 艺术的庇护者路易十四 1668 布面油画 370.6×284.5cm 法国凡尔赛宫历史博物馆藏
泰斯泰兰的这幅画还透露出绝对王权的另一层含义。图中，除了传统的象征主权的权杖、加冕袍、圣灵勋章之外，还出现了分度仪、圆规等科学工具。1672年，让·伽尼埃（Jean Garnier）所做的国王画像中也出现了同类物品（图9）。除了寓意国王作为艺术与科学的赞助人，这些代表知识理性的器物似乎也指向国家事务的治理。早在1667年泰斯泰兰绘制的《路易十四的科学院虚构之旅》（Visite fictive de Louis XIV à l’Académie des sciences）中，仪器与地图就不单纯是王权的象征，而且是对王国测绘情况的一种写实。画面中，路易十四坐在中间，身后是奥尔良公爵跟王室随从。在他对面，大臣科尔贝正介绍身后的各位皇家科学院成员。国王左边的桌上摆着《月球图》（Carte de la lune）和《城堡防御图》（Carte des fortifications），后面的助手捧着《朗格多克运河图》（Carte du canal du Languedoc），右上方则是巨大的《南部运河图》（Carte du canal du Midi）。画的下面两端各有一个天球仪和一个地球仪，其中一边还摆放着天文和地理测绘所需的各类工具（图10）。
图9 让·伽尼埃 身处艺术与科学象征中的路易十四 1672 布面油画 174×223cm 法国凡尔赛宫历史博物馆藏
图10 亨利·泰斯泰兰 路易十四的科学院虚构之旅 1667 布面油画 348×590cm 法国凡尔赛宫历史博物馆藏
这些地图既反映了国王对科学事业的支持，也呼应着国家建设中的大工程，对应着国王的“法理人格”与治理机制的面相。比如，《南部运河图》反映了1666年动工的运河项目，它致力于打通大西洋与地中海的航道，皇家科学院尽管不负责具体施工，却也参与了各地的水利建设[20]。1671年，塞巴斯蒂安·勒克莱克（Sébastien Le Clerc）也有一幅相同主题的蚀刻版画《路易十四到访国王厅》（Visite de Louis XIV au jardin du roi），画中有两幅地图（图11），一幅是比泰斯泰兰画中更大且更详细的《城堡防御图》，另一幅则是科学院启动测绘的《巴黎周边详图》（Carte particulière des environs de Paris）。显然，这种语境下的地理表象除了聚焦于国王的肉身，还指涉着作为管辖实体的国家，所以要遵从“国家的理性”（raison d’état），客观认识统治的疆域及相关信息，这也就进一步突出了王国地图的重要性。
图11 塞巴斯蒂安·勒克莱克 路易十四到访国王厅 1671 蚀刻版画（黑白）59.8×45.3cm 卡纳瓦雷巴黎历史博物馆藏
二、近代国家的“图像志”
在近代以前，政治权力与国家空间的视觉化各有不同的路径。传统王权着力于圣徒形象的打造，也会复刻传说中的英雄人物。除了“圣路易”的称号，路易十三最为人熟知的扮相是赫拉克勒斯，这在当时的版画作品中经常出现（图12、13）[21]。到路易十四时，御用文人已经毫不吝啬地将国王等同于神[22]。所以，在1660—1680年勒·诺特尔为国王设计的肖像工程中，视觉主题就是将路易十四“神化”，国王本人也亲自扮演过阿波罗、赫拉克勒斯、古罗马皇帝和亚历山大[23]。这些都寓示着王权的绝对、最高和永久，就像鲍德隆在《法兰西的阿波罗》中描述的那样：“像凤凰一样从灰烬中重生，伟大亨利的完美传给了公正的路易，公正的路易又传给了路易大帝，而路易大帝的完美则继续传给他值得尊敬的继任者：仿佛永远都是同一个国王，不仅是一种表象，也是一种延续。他的死，是为了在子孙身上重生。”[24]
图12 格里高利·胡雷特 圣路易引导和鼓舞路易十三同土耳其人战斗 约1638—1640 蚀刻版画（黑白） 尺寸不详 法国国家图书馆图像部埃南藏
图13 亚伯拉罕·博斯 扮作赫拉克勒斯的路易十三像 1635 蚀刻版画（黑白）25.9×32.5cm 法国国家图书馆图像部埃南藏
相对于王权，“国家”意象的成形较晚。按1618年的《法语-拉丁语大词典》的解释，“国家”（Estat）既是一种事务管理的“分布”“秩序”与“进程”，又是一个政治体及其内部的等级秩序[25]，这表示最初的“国家”既可以从权力关系，也可以从疆域实体的角度去理解。依据前者，国家的视觉表象就比较多元，既不排除普世的帝国与领地交错的封建社会，又允许一国的内部存在飞地、自治城市等单位。依据后者，国家是一片地域空间之上的政权，是一个有限、排他、有机的实体。这种基于自然边疆的国家意识在近代法国日渐盛行，它既是空间视觉化的参考标准，也是论证领土合法性的有力根据。在17世纪中后期的制图师群体中，古今地图的编绘都是以高卢-法兰西为叙事框架，搭建历史疆域与权力统治之间的合法联系，并在视觉层面将其呈现在统一的地图绘制当中。1644年桑松的《法兰西地图集》就同时包含了五张古代高卢地图与五张法兰西地图，还配上了古今地名表作为参考[26]。
绝对主义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将王权与国家的视觉化路径合二为一。首先，主权对应着空间上的“管辖权”（jurisdiction），布丹说，任何主权者都需要一块领土[27]。相应的，政治体包括“主权和主权所管辖的国家”，国家是死物质，主权是提供生气的精神，两者缺一不可[28]。这也是对“王之两体”的另一种解读，即肉身国王与疆域王国的一体，在这种权力与空间的关系中，“王权”（la royauté）、“王国”（le royaume）与“国王”（le roi）一同构成了政治体（图14）。其中，第三者是前两者在神圣与法理意义上的化身，波舒哀谓之“具形”（corporifier），“给予灵魂以实体”，或曰“道成肉身”（incarnation）[29]。如此一来，绝对主义时代的国王同时成为主权与国家的具象化身，因而描绘王国空间的地理图像也是王权自身的一种表象。在近代早期的地图绘制中，出现了一种将国家或地区拟人化的做法[30]。在16世纪塞巴斯蒂安·缪斯特（Sébastian Münster）的《环球志》（Cosmographia）中，就有一幅名为《欧罗巴》（Europa Regina）的地图，图中的欧洲大陆被描绘成一个女王。她头戴帝国的皇冠，手持宝球和权杖，西班牙是头，法兰西和德意志是躯干，波西米亚是心脏，意大利是右手，丹麦是左手（图15）[31]。
图14 佚名 “政治身体”1347—1350 彩绘手抄本 18×12.5cm 纽约皮尔庞特·摩根图书博物馆藏
图15 佚名 欧罗巴 约1588 木刻版 画（黑白）26×16.5cm 私人藏品
17世纪法国的地图就出现了上述合二为一的视觉化过程。1643年，法兰西学院的让·德马雷（Jean Desmarets）在戏剧《欧罗巴》（Europe: comédie héroïque）中将场景设定在欧罗巴女王的宫廷，而法兰西、西班牙、德意志、意大利及那不勒斯、米兰、洛林等国家都化身为其中的人物，围绕女王展开了争夺（图16）[32]。在更早一些的地图或版画中，主权者的形象与国家疆域往往融为一体。例如在1594年莫里斯·布格罗（Maurice Bouguereau）的《法兰西大观》（Le Théâtre françoys）中，绘制详细的《全新高卢地图》（Galliae regni potentiss: nova descriptio）就在亨利四世的头像之下（图17）。这种布局类似于中世纪的T-O地图，寓意在主权者头首的引领之下，王国的疆域就像国王的身体。不过，此时地图的中心不再是圣城耶路撒冷，而是国王所在的首都巴黎。地图中间写有以下文字：“虔诚的亨利，西班牙人的挫败者，手握两根有力的权杖。这是一位象征着至上荣耀的国王，有着仁慈的灵魂和勇敢的内心。”
图16 亚伯拉罕·博斯 《欧罗巴》剧本封面 1643蚀刻版画（黑白） 约15×10.5cm 法国国家图书馆图像部埃南藏
图17 莫里斯·布格罗 《法兰西大观》第一幅地图 比例尺约1:2960000 1594 蚀刻版画（黑白） 约34.5×28.5cm 法国国家图书馆稀有图书部藏
此后在更大范围内发行的以王国地图为底本的版画中，国王的肖像更是常常作为疆域画面的装饰，1607年的一幅版画就是如此命名的（图18）。1753年，制图师让-巴蒂斯特·诺朗（Jean-Baptiste Nolin）在皇家科学院最新数据的基础上出版了《法兰西各省军政地图》（Carte de France divisée en gouvernements militaires de provinces），两侧的边框是历代法国国王肖像，从法兰克时期的法拉蒙德、查理曼一直到在位的路易十五（图19）。1776年雅克·艾斯诺特（Jacques Esnault）的《包括科西嘉在内的法兰西四十政区新图》（Nouvelle Carte de la France divisée en ses 40 gouvernemens généraux y compris celui de l’Isle de Corse）沿用了这种做法，并且将新加冕的路易十六和新并入的科西嘉岛列入其中（图20）。在这种肖像与地图的配合中，绝对主义权力形成了一种合法性的延续，使得王国领土与古代高卢的疆域也多了一层谱系上的关联。
图18 约书亚·范登恩德 以亨利四世、年轻的路易十三以及玛丽·德·美第奇为边框的法兰西地图 1607 蚀刻版画（黑白） 尺寸不详 法国国家图书馆图像部埃南藏
图19 让-巴蒂斯特·诺朗法兰西各省军政地图 比例尺1:2340000 1753 蚀刻版画（黑白） 48×68cm 法国国家图书馆地图部藏
图20 雅克·艾斯诺特 包括科西嘉在内的法兰西四十政区新图 比例尺1:18900001776 蚀刻版画（彩色） 52.5×70cm 法国国家图书馆地图部藏
当然，以王国为核心的绝对主义是区别于普世帝国的，尤其在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大陆的政治生态与空间格局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国王是其王国之内的皇帝”（rex imperator in regno suo），也是“祖国之父”（pater patriae），他依据主权来管辖领土全境[33]。相较之下，帝国至高特权逐渐成为荣誉性的，“帝国之内的诸单位是独立的，各个民族可以自行赋予其首脑以皇帝或国王的称号”[34]。最直观的一个现象是，1643—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谈判期间，法国国王在所收各国的信件中享受到“陛下”（votre majesté）的称呼，这原本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尊号[35]。因此，王国地理在视觉表象上也就不同于传统时代。在内容上，地图绘制倾向于直观反映“王权掌控的空间”（espace monarchique），着重刻画线性、排他的领土边界。在结构上，画面的视觉安排也强调统一与秩序。
在1632年的王室智囊卡桑看来，王国是“不可分割”“不受时间束缚”“永恒”“合法”的领土权力集合。“暴力和伤害尽管分割了国王的领域，却剥夺不了天赋的合法权力，正义女神会始终保护它们不受侵犯，而所有被外国人占有的高卢地区都属于法国王室。”[36]差不多同时，宫廷下令汇集了三十余张王国的现有地图，委托桑松统一编辑，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上述理念。在1638年桑松出版的《法兰西王国全图》（Carte générale du royaume de France）中，装饰图案的顶部是象征波旁王室的王冠和百合花徽章，向下是两列带有各省份标志的小徽章，他们尺寸相同，依次排列，统一附着在王室的大徽章之下（图21）。这反映了统一领土内部所形成的一种扁平化、均质性的等级秩序。一方面，以首都为核心，王国内的行政区域被置于同等的次级地位，这不仅拒斥了传统的封建领地、主教区、司法区或自治城市等，而且催生了中央集权制的管理形态。17世纪后期，大部分的法国地图都会配有上述样式的徽章，并且根据领土的扩张情况而更新补充（图22）。另一方面，同类型的版画作品通常会将王国重要城市的地图列于四周，这些城市在分布上形成了一种空间上的拓扑结构，使得整个王国的地理疆域由一种首都—首府—城市的经脉网络串联起来。在同时期的邮政、经济、道路与矿业地图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等级-拓扑结构（图23），这表明绝对主义的政治表象在王国版图的基础上，逐渐向实务层面的治理领域延伸。
图21 尼古拉斯·桑松 法兰西王国全图（局部） 比例尺约1:155820 1638 蚀刻版画（黑白） 62.5×95.5cm 法国国家图书馆地图部藏
图22 皮埃尔·杜瓦尔 法兰西及其新获土地的全图 比例尺1:3130000 1661 蚀刻版画（黑白） 40×54.5cm 法国国家图书馆地图部藏
图23 尼古拉斯·朗格卢 瓦法兰西邮政与道路全图 比例尺1:2645000 约1640—1650 蚀刻版画（黑白）41×54cm 法国国家图书馆地图部藏
三、视觉化的统治艺术
绝对主义作为近代早期西欧绘画、雕塑、音乐、诗歌、戏剧等表象艺术的母题，是第一个得益于图文印刷与媒介革命的政治体制[37]。也正是借助文字之外的视觉形式，王权得以在日常生活中展示，使绝对主义成为一套赋予政府行动以合法性的理论[38]。前文提到，“王之两体”的政治隐喻引申出了国王的神圣人格与法理人格。前者塑造了绝对完美的国王形象，他在普世教会与帝国衰落的背景下，成功塑造了世俗权力的神圣性，确保了政体的延续与国家的统一，后者则源于一系列政治行动所组成的合理实践，作为传统秩序的终结、现代社会的开端，绝对主义的进步性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央集权的国家建设，它不但清理了传统教会、帝国、封建领主与自治城市的权力关系障碍，而且在杂乱无章的地域空间中建立起一种有序的治理机制，这有利于现代国家民族性与领土性缔造[39]。在17—18世纪绝对主义的政治发展中，近代国家获得了两种能力，一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象征能力，即肖像与地图所呈现的政治表象使人看见一个“政治上的国王/国家”（le roi politique）；二是国家事务领域的治理能力，包括地图等空间-视觉技术在建设、管理、调控与公共服务中的使用，都在持续孕育着一种“治理者国王/国家”（le roi gouverne）的形象[40]。
这也是勒布朗等御用画师的工作指南。在他为凡尔赛所设计的装饰方案中，国王一方面是神的形象，他像朱庇特、阿波罗一样手持闪电，乘着战车，渡过莱茵河，占领着里尔、根特这些城市；另一方面是整个国家的化身，在很多画面中，国王和法兰西往往是等同的。在镜厅壁柱的顶部，勒布朗创作的“法兰西秩序”（ordre français）就在国王头像之下用太阳、百合花和高卢雄鸡等来寓意其身体，强化君主制与法国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便是主权者与领土疆域之间的结合。1663年，高伯兰皇家工坊（la manufacture royale des Gobelins）的首个项目便是用14幅组画记述路易十四执政以后的重大事件，在勒布朗的主持下，这些作品不但歌颂了王权的荣耀，而且刻画了国王在领土空间方面的具体作为，包括开疆拓土、收复城市、规划防线、治理国务等[41]。基于相似的理念，凡尔赛的建筑、广场与园林设计也秉持了一种新的空间安排。如果说勒布朗那些将河流拟人化的青铜雕塑（马恩和塞纳河、多尔多涅和加龙河、卢瓦和卢瓦尔河、索恩和罗纳河）很容易直接唤起人们对传统时代法兰西“四河之国”（le royaume des quatre rivières）的疆域想象的话[42]，那么勒·诺特尔所设计的花园布局更显示出绝对主义权力对自然空间的形塑企图。从17世纪开始，法国园林的建造更像是在绘制一幅地图，它将方位、测量、界线、通路、水道、交接点等元素置于核心地位，并且通过大量的草圃平面和灌木线条形成几何框架，继而把各类场所整合为一种公共性与人格性的空间视觉（图24）[43]。
图24 让·德拉格里夫 凡尔赛平面图 比例尺约1:4500 1746 蚀刻版画（黑白） 63×95cm 法国国家图书馆地图部藏
凡尔赛宫的方案便是如此，它试图将自然的土地改造成统一、匀质、流通性的政治场域，其空间结构实际上呼应着此时国土上正在兴起的一种新秩序，即“领土型国家”（territorial state）。无论是花园、城市的设计，还是大尺度的领土整治与海外探索，土地都在数理和几何的科学维度上得到了重新理解，简洁连续的线条和纯粹匀质的空间成为一种标准，边界、道路、运河、桥梁等工程也被纳入统一的资源配置，开始同一个国家的战争与治理能力直接相关。于是，在17世纪的法国领土和地图上，规整的要塞、工厂、炮台与整齐划一的道路、港口、运河、田地等同时出现，它们都是表征王国力量的要素。与此同时，巴黎、外省、城市、公社、村镇等在内外边界线的框定之下，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国家图景，将制图—治理的新型话语规则镌刻在王国的土地之上（图25）。1666年皇家科学院的成立就代表着这种新趋势，开放、流动的空间理念连接了首都与城市，从边境到乡间，科学测量的方法在王国领土上实践开来，数据统计和精确绘图也孕育了一种独特的物质性的表象文化，并且融入社会管理与公共生活当中[44]。
图25 弗朗索瓦·卡西尼《法兰西全图》 第一张（巴黎与凡尔赛地区局部） 比例尺 1:86400 蚀刻版画（彩色） 60×95cm 法国国家图书馆地图部藏
以路易十四时期为例，在王室肖像与年画所包含的地图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工程建设。比如皮埃尔·米尼亚尔（Pierre Mignard）为青年路易作过一幅画，国王身着戎装，手持权杖，桌上的一张草稿纸上绘有边防要塞的平面图（图26）。皮埃尔·勒博特尔（Pierre Lepautre）所绘的中年国王一身罗马皇帝的行装，右手拿一本书，左手拿着卢森堡的要塞地图（图27），卢森堡在1684年后曾被法国占领。在尼古拉斯-勒内·吉莱恩（Nicolas-René Jollain）的画中，路易指着圣西尔行宫的设计草图（图28）。这些地图的共同特点是带有几何工程学特征，并且作为边防和要塞设计的知识参考，反映在17世纪后期的很多年画中。有的是反映战争时期的边疆形势，如1673年的《国王渡过莱茵河》（Le royal et fameux passage du Rhin），与勒布朗在镜厅的那幅油画遥相呼应，画中还附上了奥索伊等城市的地图（图29）。有的则说明了条约订立之后的领土安排，比如1698年的年画主题是庆祝奥格斯堡战争后《雷斯维克条约》的签订，所以法国获得的加泰罗尼亚地图也出现在了画面中央（图30）。当然，和平时期更主要的议题是领土的具体治理。在1683年的《王政议事会》（Le roi dans son conseil）中，国王与一众大臣正在商议斯特拉斯堡的工程地图，画面周围也附上了佛郎德地区的诸多要塞和卢森堡的地图，画面底部有一幅《南部运河图》，还列上了32座王国要塞工程的名单（图31）。1684年的年画主题则是巴黎的城市治理，除了平面图和鸟瞰图外，还具体附上了各项公共建筑与服务设施的图样（图32）。
图26 皮埃尔·米尼亚尔 年轻的路易十四 约1638—1695 布面油画 132×98cm 丹麦国家博物馆藏
图27 皮埃尔·勒博特尔 手持要塞地图扮作罗马皇帝的路易十四 1684 蚀刻版画（黑白） 24.4×17.6cm 英国王室皇家收藏
图28 尼古拉斯-勒内·吉莱恩 路易十四像 约1689 布面油画 221×165cm 法国凡尔赛宫历史博物馆藏
图29 吉拉德·吉莱恩 国王渡过莱茵河 1673 蚀刻版画（黑白红） 78.3×52.6cm 法国国家图书馆图像部埃南藏
图30 皮埃尔·兰德里 最后一次出征的路易大帝被他给欧洲带来的普遍和平加冕 1698 蚀刻版画（黑白红） 90×54.7cm 法国国家图书馆图像部埃南藏
图31 亨利·诺布朗 王政议事会 1683 蚀刻版画（黑白红） 约83.5×53.1cm 法国国家图书馆图像部埃南藏
图32 亨利·诺布朗 国王命令与群臣抉择的幸福成就 1684 蚀刻版画（黑白红） 约84.1×54.9cm 法国国家图书馆图像部埃南藏
1683年的《王政议事会》还反映了一个重要主题——国王在斯特拉斯堡的入城式，这是旧制度时期国王对一座城市及其领地宣示主权的仪式，通过王室的巡游以及入城式上使用的空间元素，王权与领土之间的内在联系得到强化与展示。1660年国王在巴黎的入城式中，圣安东的凯旋门就覆盖着绘有地图的挂毯，再现了王室在1659年的南方之行与边境谈判。画面左边是马背视角的毕达索阿河地图，右边是毕达索阿入海口的地图。它们既向巴黎民众展现了边境地区的地理状况，又显示出国王对领土空间的掌控。1683年的另一幅年画的创作主题是“1682年的国王之旅”，画面上方附有王室进入的城市图，下方的一幅地图详细描绘了他们的路线（图33）。
图33 让·蒙科尔内 国王在1682年8、9、10月的旅行 1683 蚀刻版画（黑白红） 81.9×52.3cm 法国国家图书馆图像部埃南藏
如果说入城与巡游的地图反映了王权对内部空间的掌控的话，那么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同样构成了新航路开辟后视觉艺术的创作题材。仅从与绝对主义密切相关的维度来看，在记述暹罗使臣1686年来法的年画中，有相当大的篇幅在描写法国对非基督教世界的征服，图的下方有大小12幅地图再现了这一过程（图34）。几乎在同一时间，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耶稣会使团也担负着测绘中华帝国地图的任务，反映了绝对主义在外部空间的冒险与征服冲动。在尼古拉斯·安德烈·蒙西奥（Nicolas André Monsiau）为路易十六所做的那幅著名油画《路易十六对拉伯鲁兹做出指示》（Louis XVI donnant des instructions à La Pérouse）中，年轻的国王脸上热情洋溢，手正指向一幅世界地图上的空白地带，他身后是皇家海军的卡斯特里元帅，后者手里拿着王室给拉伯鲁兹伯爵的指示，国王命令他招募科考团队，出海前往太平洋海域，为的就是探测这一空白地带的路线、方位与经纬度数据，绘制新的地图。
图34 尼古拉斯·朗格卢瓦 1686年9月1日国王在凡尔赛召见暹罗国王使臣 1687 蚀刻版画（黑白红） 86.6×56.3cm 法国国家图书馆图像部埃南藏
结语
绝对主义作为一种近代国家的早期类型，既有其理念、制度上的纯粹结构，也有日常生活中呈现的多重表象和权力美学，过度倚重文本的传统考察会造成一种理解上的断裂。同理，王权在缔造它同国家之间的合法性关联时，也不能只依赖历史、地理与地方知识的书写这一种表现形式，而是要综合运用各类视觉化的表象机制，支持主权者的权力展示，同时塑造一种基于图像的认知语境，从而有效改变权力与空间的互动方式。统治的效能不在于执行，而是取决于表象形式的运用。正如教会的权威来自教堂和圣像一样，绝对主义时代的地图也暗含着获取和保持其合法性的权力话语，它们在整个政治表象体系中的出场是为了塑造一种全知全能的政治人格，它不可战胜、无处不在，可以触及疆域空间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受基督教的影响，近代地图构成了君权神授的图像志。从肉身的神圣化到政体的拟人化，再到权力的表象化，地图作为主权的象征物，在传达“王之两体”理念的同时，也在反复强调“王/国一体”、王国领土的不可分割。在日常统治中，地图充当了国家理性的实践工具。在将传统、自然、物理的土地改造成现代、科学、政治性空间的运动中，绝对主义创造了新的地理知识及其呈现法则，它不仅致力于整合异质性、碎片化的局部和区域，而且挑战了普世主义、封建主义和地方主义，从而建立起一套有利于民族认同与领土整合的空间机制。此外，数理统计与工程几何的应用，既赋予地图在国务治理领域的合理性，又加速了制图术在科学轨道上的飞速发展。因而，绝对主义的表象艺术逐渐等同于一种新型的权力技术。对国王而言，统治艺术一方面体现在排除外部干涉，平定内部挑战，划定边界后实行统一管辖，另一方面，这个过程也要借助知识和技术，对领土空间及其认知观念进行一种改造重塑，使得作为政治统一体的王国由一种制度落实为政治信仰。当然，除了象征王权在知识领域的全面发展，地图的出场也隐喻了这一时期王国最重要的一项系统工程，即由王室资助、卡西尼牵头、皇家科学院负责执行的全国土地测量与制图计划。
注释
[1] Daniel Birkholz, The King’s Two Maps: Cartography & Culture in Thir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134.
[2] John Brian Harley, “Deconstructing the Map”, Cartographic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Geovisualization, Vol. 26, No. 2 (1989): 1-20.
[3]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383页。
[4] 包括穆尼埃、安德森等人在内，学者们多从思想史或制度史的角度考察绝对主义。Roland Mousnier, 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sous la monarchie absolue, 1598-1789,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7; Arlette Jouanna, Le pouvoir absolu: Naissance de l’imaginaire politique de la royauté, Paris: Gallimard, 2013.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5—126页；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郑红：《从国王的权力到国家的权力：近代西欧绝对主义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5] 恩内斯特·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徐震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Sarah Hanley, The “Lit de Justice” of the King of France: Constitutional Ideology in Legend, Ritual, and Discours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Richard A. Jackson, Vive le Roi! A History of the French Coronation from Charles V to Charles X,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6] Barbara Stollberg-Rilinger, “State and Political History in a Culturalist Perspective”, in Antje Flüchter and Susan Richter (eds.), Structures on the Move: Technologies of Governance in Transcultural Encounter, Heidelberg: Springer, 2012, pp. 43-58; Allan Ellenius (ed.), Iconographie, propagande et légitimation, trans. Laurent Bury,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1, pp. 9-10.
[7] 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玮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Louis Marin, Portrait of the King, trans. Martha M. Houl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Press, 1988; Jean-Marie Apostolidès, Le roi-machine: Spectacle et politique au temps de Louis XIV,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1.
[8] Daniel Fischlin, “Political Allegory, Absolutist Ideology, and the ‘Rainbow Portrait’ of Queen Elizabeth I”, 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 50, No. 1 (1997): 175-206; Yann Lignereux, “Henri IV dévoilé. Le corps dé-voué du souverain ou la royauté sans sacrifice”, Chrétiens et Sociétés, No. 2 (2013): 85-120.
[9] Simon Goulart, Mémoires de l’estat de France, sous Charles Neufiesme (seconde édition), Tome. 3, Meidelbourg: Heinrich Wolf, 1579, p. 304.
[10] 法国国王常常自称“最虔诚的基督徒国王”（Roi Très-Chrétien），是上帝在人间的唯一代理人。Neithard Bulst, Robert Descimon et Alain Guerreau (eds.), L’État ou le roi: Les fondations de la modernité monarchique en France (XIVe-XVIIe siècles), Paris: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96, pp. 31-33.
[11] 让·博丹：《主权论》，李卫海、钱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7页。
[12] “表象”的拉丁语repraesentatio指的是通过典范与例证而实现对主体的视觉化或图像化，在法语中，représentation也对应着一种通过符号、隐喻而呈现的意象性概念。Académie française, Le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oise, Tome. 2, Paris: Chez la veuve Jean-Baptiste Coignard, 1694, p. 319.
[13] Jean-Marie Apostolidès, Le roi-machine: Spectacle et politique au temps de Louis XIV, p. 131.
[14] Louis Marin, Portrait of the King, p. 121.
[15] André Félibien, Recueil de descriptions de peintures et d’autres ouvrages faits pour le roy, Paris: Chez la veuve de Sebastien Mabre-Cramoisy, 1689, pp. 78-79.
[16] 其典型代表就是伊西多禄（Isidore of Seville）的T-O地图。O是环绕整个大陆的海洋，T是由地中海、尼罗河和顿河所组成的水路，T-O结构将世界分为亚洲、欧洲和非洲三部分，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中世纪时的世界地图大都采用这种空间结构，基督的头在画面上端，代表东方，双脚在下，两只手分别指向南和北。John Brain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eds.),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1: Cartography in Prehistoric, Ancient and Medieval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p. 301-302.
[17] 恩内斯特·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第306—307、334—337页。
[18] Leslie Brubaker, “Globus Cruciger”, in Joseph R. Strager (ed.), 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 Vol. 5: Famine in the Islamic Worl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5, p. 564.
[19] Allan Ellenius (ed.), Iconographie, propagande et légitimation, pp. 86-89.
[20] Monique Pelletier, Les cartes des Cassini: La science au service de l’État et des regions, Paris: Éditions de la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2002, pp. 66-68.
[21] 以路易十三时期的纪念币章（尺寸多为6.3×5.3厘米）为例，主题图样也包含了百合花与主权宝球、圣路易、赫拉克勒斯等元素，参见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藏品（编号F17LEC005781，F17LEC005795，F17LE C005805，F17LEC005807）。
[22] 波舒哀就曾说：“国王，即便你们会死，你们依然是神。”Neithard Bulst, Robert Descimon et Alain Guerreau (eds.), L’État ou le roi: Les fondations de la modernité monarchique en France (XIVe-XVIIe siècles), p. 30.
[23] Mathieu Da Vinha, Alexandre Maral et Nicolas Milovanovic (eds.), Louis XIV, l’image et le mythe,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4, p. 8.
[24] Brice Bauderon de Sénecé, L’Apollon françois, seconde partie, Mâcon: Chez Robert Piget, 1684, pp. 138-139.
[25] “Estat”, in Jean Nicod, Le grand dictionnaire français-latin, Paris: Chez la vefue Pierre Bertault, 1618.
[26] 桑松：《古代高卢或如今法兰西概况》，1644，八开本纸张，法国国家图书馆地图部藏品。
[27] Jean Bodin, 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 Paris: Chez Jacques du Puys, 1577, p. 4.
[28] Charles Loyseau, Traité des seigneuries, Paris: Chez Abel l’Angelier, 1608, p. 25.
[29] Neithard Bulst, Robert Descimon et Alain Guerreau (eds.), L’État ou le roi: Les fondations de la modernité monarchique en France (XIVe-XVIIe siècles), p. 34.
[30] 如那幅佚名的《愚者脑袋里的世界地图》（1590，36×48厘米，法国国家图书馆地图部藏品）。荷兰莱顿大学收藏了16—17世纪各版本的《比利时雄狮图》（https://dutchrevolt.leiden.edu/dutch/symbolen/Pages/leo%20belgicus%20ubl.aspx），这些木刻或蚀刻版画往往将低地国家的版图描绘成一只守卫领地的雄狮。1701年瑞典的鲁德贝克创作的《波罗的海地图》将这一地区塑造成了冥河船夫的形象（Olof Rudbeck, Laponia illustrata, Uppsalae: Propriis impensis editum, 1701, p. 36）。
[31] 在1598年的《西班牙的欧洲》（Het Spaens Europa）中，地图也是描绘成女王的躯体，其中伊比利亚半岛是戴着皇冠的头脑，象征帝国力量的战船则执掌于一个三头人的形象：教皇、皇帝以及耶稣会士。Peter Meurer, “Europa Regina. 16th century maps of Europe in the form of a queen”, Belgeo, No. 3-4 (2008): 355-370; Robert von Friedeburg and John Morrill (eds.), Monarchy Transformed: Princes and their Elites in Early Modern West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61.
[32] Jean Desmarets de Saint-Sorlin, Europe: comédie héroïque, Paris: Chez Henry le Gras, 1643.
[33] André Bossuat, “La formule ‘le roi est empereur en son royaume’: son emploi au XVe siècle devant le parlement de Paris”, 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çais et étranger, Vol. 39 (1961): 371-381.
[34] Maurice Block, Dictionnaire général de la politique, Tome. 1, Paris: Chez O. Lorenz, 1873, p. 836; Alexandre Y. Haran, Le lys et le globe: Messianisme dynastique et rêve impérial en France à l’aube des temps modernes, Seyssel: Champ Vallon, 2000, pp. 190-192.
[35] Gaston Zeller, Aspects de la politique française sous l’ancien régim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4, p. 83; Clivia Kelch-Rade und Anuschka Tischer (Hrsg.), Acta Pacis Westphalicae. Serie II Abteilung B: Die französischen Korrespondenzen, Band 4: 1646-1647, Münster: Aschendorff, 1999, S. 315.
[36] Jacques de Cassan, La recherche des droicts du roy, & de la couronne de France: sur les royaumes, duchez, comtez, villes & païs occupez par les princes estrangers, Paris: Chez François Pomeray, 1632, pp. 3-4.
[37] Ragnhild Hatton (ed.), Louis XIV and Absolutis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Press, 1976, p. 6.
[38] Fanny Cosandey, “L’absolutisme: un concept irremplacé”, in Lothar Schilling (Hrsg.), Absolutismus, ein unersetzliches Forschungskonzept? L’absolutisme, un concept irremplaçable? München: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2008, S. 33-51.
[39] John Miller (ed.), Absolut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Press, 1990, p. 19.
[40] Gérard Sabatier, “Versailles, un imaginaire politique”, in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Culture et idéologie dans la genèse de l’État moderne: Actes de la tableronde de Rome (15-17 octobre 1984),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1985, pp. 295-324.
[41] 14幅画的主题分别是《加冕》《法-西边境和谈》《大婚》《召见西班牙大使》《进入敦刻尔克》《收复马尔萨》《与瑞士诸邦结盟》《接见希吉主教》《在图尔奈前线》《围攻杜埃》《占领里尔》《战胜西班牙军队》《参观高伯兰工坊》《领导对多尔的围城》。Monique Pelletier, “La géographie du roi sous le règne de Louis XIV”, in Catherine Hofmann and Hélène Richard (eds.), Les Globes de Louis XIV: Étude artistique, historique et matérielle,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2012, p. 30.
[42] Léonard Dauphant, Le royaume des quatre rivières: L’espace politique français(1380-1515), Seyssel: Champ Vallon, 2012, pp. 117-123.
[43][44] Chandra Mukerji, Territorial Ambitions and the Gardens of Versail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9, pp. 2-3.
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国家建构中的爱国主义教育日常化机制研究”（批准号：20ZZC005）成果。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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